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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要件是指诉讼请求获得法院支持的条件，其涉及诉的理由具备性问题。

摘要: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应当遵循比例原则，防止对法治的常规性造成颠覆性例外。而第17项是针对保险基金的管理机制，虽涉及行政相对人，但只是管理体制的变化而对相对人权利无实质影响，因此第17项是重要性程度最轻的。

而这种基于比例原则的控制正是地方改革试点区别于紧急命令权的根本标志，由此，可以在总体上将地方改革试点视为法治系统内的例外。我国《宪法》第5条第1款确立了法治国家原则，其中，依法治国必然意味着通过普遍、统一和稳定的法律来对整个国家进行常规性治理，法律的暂时调整或停止适用，只可能存在于《宪法》第67条第20项所创设的紧急状态决定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并且它必然是备而不用的例外手段。来源：《法学》2017年第5期。第6项：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这一权力具有被滥用的可能，由此具有了通过例外来颠覆常规的危险。

第3项涉及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由于试点措施通常都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才能体现出效果并显露出问题，对于试点期限届满仍然需要继续试点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进一步授权决定予以延期，这已经从第11项决定和第13项决定分别对第1项决定和第3项决定的延期上得到证明。与监察委员会职能密切相关的有：人身自由(第37条)、人格尊严(第38条)、住宅不受侵犯(第39条)、通信自由和秘密(第40条)等。

针对肯定论的前一观点，否定论者予以的回应是：第一，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行使全国人大部分权力，而无权行使全国人大全部权力。后一种认识则将宪法修改纳入宪法变迁范畴之内，认为宪法变迁主要有三种方式：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宪法惯例。进入 沈岿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制改革 监察体制改革 。就监察体制改革而言，目前较为令人担忧的是，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正在面临极大的挑战。

若认为改革只要触动宪制结构，就应该进行宪法修改，以使改革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那么，就直接表明宪制改革不允许任何试验即可。当然，如果再进一步，宪法改革还会被认为无需经过宪法修正亦可完成，这就与宪法变迁概念发生牵连了。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通过施行，虽然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经历四次修正，但其建立的俗称人大+一府两院的国家机构之结构，并未有所变动。只要选择了这个过程，改革试点的合宪性就会成为一个逻辑上绕不开的难题，除非为此试点宪法已经提供例外的特殊规范基础，使其获得宪法上的正当性。宪法改革可以指向宪法修改，包括一些根本性修改以至于构成制定新宪法的现象。二则，宪法文本解释路径固然重要，且是探讨宪法问题之根本和基础。

3. 《监察试点决定》虽然也是授权部分地方进行改革试点，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但其所涉改革内容在宪制上的重要性程度，是任何此前的授权改革所无法比拟的，故不能因为只是在部分地方试行，就可以让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全国人大作出决定。(6)《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试行期届满后有关问题的决定》(2015年12月27日)。四、政法惯例的隐形规范 以改革与法治关系发生如此重大转折的时刻为背景，回到本文关切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将体现执政党意志的《监察试点方案》转化为体现人民意志的《监察试点决定》，是否有权授权地方实施这项具有显著宪法意义的改革试验?由于没有明文宪法规定为依据，为应对此问题，需要从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共识提出前后的政法实践，寻找和挖掘可能具有规范意义的惯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对于一个现行宪法制定于改革开放初期、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将处于不断变革的国家而言，本文不倾向于这种断然否定、断然闭合的立场，尽管这是可以争辩的。内容提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触及宪法上人大+一府两院国家机构之稳定结构，但暂时并未诉诸宪法修改，称之为宪制改革试验或许更为妥当。

二、为什么是宪制改革试验? 鉴于《监察试点方案》和《监察试点决定》目前展现出来的局域性改革探索已经触及国家宪制结构的调整，本文在此尝试提出宪制改革试验一词，以区别于宪法学上成熟的术语：宪法修改、宪法改革和宪法变迁。已经在制度改革、法治进程中摇摆不定地摸索经验近40年的中国，确有必要值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机，塑成宪制改革试验的宪法规范———无论是以宪法典文本为载体的规范还是以宪法惯例为载体的规范。

当下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既然选择了在三个地区进行试点，就不应在改革未见经验和教训、成效和失败之前，急于诉诸宪法修改以赋予其宪法上的正当性，以及急于进行全国普遍适用之法律的修改和制定。(11)《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在京中央机关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有关规定的决定》(2016年12月25日，以下简称《公务员法调整适用决定》)。反观合宪论阵营，其提供的以宪法体系内更高位阶规范、为宪制改革试验提供正当性基础的路径，也面临一个棘手的论证难题：宪制改革试验与宪法文本之间发生的、穷尽宪法解释亦无法予以协调的不一致，已经足以构成对民主、法治的损害，称其符合更高位阶宪法规范，绝不是轻易可证成的。(2)国家政体，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基本要素，包括但不限于人大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权限划分(如修宪权、基本法律制定权等)，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基本权限划分。为了交流与讨论的方便，本文采用多数学者支持或默认的通说，以展示这三个语词的不同意涵。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

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不确定的较长一段时期，很有可能再现宪制改革试验。宪法修改、宪法改革、宪法变迁等，也会遭遇类似的命运。

此后，围绕着剧烈变革时代出现的被认为与宪法冲突、却符合更好社会发展目标的现象，大致上出现了(良性)违宪论与合宪论两种立场和进路。不过，世界范围内，宪法变迁/宪法变动(constitutionalchange)常发生在宪法修改(constitutionalamendment)之前，且有时穷尽宪法解释也未见得可以给予其合宪性，尤其是有些宪法变迁会因为一种广为认可的宪制惯例、政法惯例之形成而获得正当性。

单就决策实效和时效而言，确实如此。若以《依法治国决定》为依据，其包含的规范性要求有：一是条件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改革，应当得到依法定程序的授权。

最后，此项改革当然也可以纳入已有的宪法改革范畴，也可以称之为宪法改革试验。第三，不得进行空白支票式的授权。据此，似乎宪法改革已非宪法修改范畴所能涵盖。在1982年《宪法》颁布之前，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改革已经日益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主基调，改革试点在很多领域广泛推行，且未经试点即普遍强制推行一种公共政策，被认为是1949年以来应该汲取的教训之一。

(2)《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2015年7月1日，以下简称《公益诉讼试点决定》)。然而，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原则的内在精神及其广义解读，完全可以辐射到对宪制改革试验的规范要求。

二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应当及时上升为立法。为使这些创制具有合宪性和合法性，全国人大就应该对三个地方进行不止限于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适用有关法律的授权，还应该授权其进行涉及监察体制改革的必要的创制性立法，并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类地方立法进行备案审查。

当然，同样的语词，在不同学者的应用之中，可能会有不同的概念化构成。(9)《关于军官制度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2016年12月25日，以下简称《军官制度调整适用决定》)。

尽管宪法修改究竟有无限制，理论上有争议，但本文倾向于有限论。可以合理推知，《宪法》制定者并不认为，宪法需要为与其文本内容有着———无法通过宪法解释予以调和的———不一致的现实变革试点提供一个规范基础。但是，当时，法治的意识还只是初步萌芽，长期以来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并非朝夕之间可以发生巨变的。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67条第(一)项享有宪法解释权，将其在《立法法》(2015)前暂时调整实施法律部分规定的授权实践，视为对第67条第(二) 项、第(三) 项的事实上的解释，也是可以的。

这两个条款都没有涉及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适用法律。有的肯定论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作出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决定，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授权决定是进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也是保证改革合法性的重要制度基础。

之所以在此称其为重大共识，是因为无论具体实践是否可以做到这一要求，无论其规范性要素在构建过程中如何出现不同认识，但其至少已经通过执政纲领对各级各类机关提出一致要求，且与法律学说早已存在的法治主义理念形成契合。但该认识在我国并非主流。

宪法变迁的意义射程远超宪法修改、宪法改革。国务院机构改革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影响深远，也被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仍然停留在宪法框架之下的行政系统改革层面，而对国家机构宪制安排没有任何明显或潜在的变革可能性。